孙伟

一、关于长征的几个基本概念

长征是“3+1”的长征，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，转战11个省，路程二万五千里；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，转战8个省，路程二万余里；红四方面军历时19个月，转战4个省，路程一万余里；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，转战4个省，路程近万里。共历时两年，转战14个省，路程六万五千里。

长征途中的实力变化。红一方面军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，到了陕北只剩下七千余人；红二方面军出发时一万七千余人，到达陕北一万三千三百余人；红四方面军出发时八万余人，到了陕北只剩下三万三千余人；红二十五军出发时2980余人，他们最早到达陕北，完成长征，兵力3400余人。

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，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于都出发，红二方面军在湖南桑植出发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苍溪出发，红二十五军在河南何家冲出发。

长征的落脚点是动态的，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，以及获得的敌军最新情报，不断改变最初设立根据地的计划，一步一步确立的。据统计，长征的目的地或者说落脚点，先后做出了八次设想。

最初设想，湘西——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；黎平会议，以黔北为中心，建立川黔边根据地；遵义会议，北渡长江，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落脚；扎西会议，建立川黔滇根据地；会理会议，会合红四方面军，在川西和川西北落脚；两河口会议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；俄界会议，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；榜罗镇会议，最终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。

长征经过了较为充分的准备。事先多次向上级共产国际请示，经过了批准才决定长征。在兵员上扩红八万余人，物资上筹措了大量军粮和武器、弹药。军事上命令部队节约使用兵力，确立主力集结的地区，选择突围行军的路线。派红六军团西征，起到了探路的作用；红七军团北上，起到调敌的作用。

组织上成立“三人团”，博古负责政治，李德负责军事，周恩来负责执行，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确立走留干部名单。

舆论上进行宣传和动员。张闻天在出发前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发表了《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》的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，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城市。”这就是一个公开的信号。

长征也有一定的失误，陈云在向国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提到：“没有向广大群众，我们的战士，甚至我们党内讲清楚，这次西征的意义，这一问题甚至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。”也就是长征的准备各项工作是保密的，只有几个人才知道，这样不仅骗过了蒋介石，也骗过了咱们自己人。

同时，“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，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，后来被捕遇害了，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”。很多干部虽然负伤了，但带走是没问题的，但由于“左”倾领导人的宗派意识，把一些他们不大喜欢的人留了下来，危险就留给了他们。

长征的基本内涵：第一，它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搏斗，以湘江战役、四渡赤水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。第二，尖锐的党内斗争。与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斗争，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尤为激烈；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。第三，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博弈，以爬雪山、过草地最为艰难。

二、长征的影响与意义

1935年6月上旬，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，党中央委派陈云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，以获取共产国际的追认及各种援助。

陈云来到莫斯科，把红军长征后的一些情况做了如实汇报，同时写了一本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。主人翁叫“廉臣”，是以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，介绍一路上的所见所闻。这是最早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作品。

红军长征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，长征结束之后，国民党依旧对红军进行妖魔化，封锁消息。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，有很多外国的友人、新闻工作者突破重重阻力来到陕北。首先来的是著名的埃德加?斯诺，他在延安待了三、四个月的时间，采访了很多中共领导人、中共高级军事将领，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这是一批可敬、可亲、可爱的人。斯诺等人对长征、对红军的宣传，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形象的重新建构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三、长征胜利的原因

有主观与客观很多原因，笔者认为，主观更重要一些。

第一点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。毛泽东讲，“谁使长征胜利的呢？是共产党。没有共产党，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。中国共产党，它的领导机关，它的干部，它的党员，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”。

第二点，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与浴血拼搏。据统计，长征期间共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，跨过了近百条江河，翻过了约40座高山。下面谈一下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。

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来到了大渡河。前锋红一团日行160里，抵达了大渡河，奇迹般地通过一只船强渡大渡河，控制了河两岸。后经研究决定，兵分两路，过河的在河的右岸沿江而上，没有过河的在江的左岸沿江而上，共同目标就是上游的泸定桥。安顺场离泸定桥340里，河左边的红四团是先锋团，用两天的时间抵达了泸定桥，桥还在，非常的幸运。

红四团组织了一个22人的突击队员，当然并不是这22个人在战斗，对面不远处有咱们的增援部队，每匍匐前进一寸，身后战友就铺一寸的板子。战友将所有的炮弹都倾泻到对面的阵地上，还把全团的司号员集中在一起吹冲锋号。

红军不怕牺牲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种气势，在精神上压跨了对面的国民党守军。只牺牲四个，18个人冲了过去。可能有人会怀疑战斗激烈的真实性，当时有一份随军报纸叫《战士报》，强渡大渡河之后便发布的捷报。飞夺泸定桥之后再次发布捷报，刊登了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位英雄的名字，将这两次战斗的战斗经过都做了介绍。

第三个原因，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。长征出发前，原中央苏区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们纷纷参军，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。同样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红军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，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阿坝地区，三大红军主力在这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停留了16个月之久。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，为红军征服雪山、草地提供了基本的物资基础。

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群众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苦。但为什么要节省一粒粮食一寸布来帮助红军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是共产党的群众政策好、民族政策好、宗教政策好，红军纪律严明，有着优良的作风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，他们信服了共产党救中国、救民族的主张。他们也认清了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，红军长征胜利的基本因素就是群众竭力的拥护。

第四个原因，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之间真诚有力的战略配合。主要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战场上的这些配合，比如红二方面军为此牵制了大量的敌人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。另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帮助，比如爬过雪山的红一方面军的战士，面黄肌瘦，极度疲惫，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带来了大量的粮食、盐巴、炊具、蔬菜等物资进行慰劳，这让红一方面军得到了物资补给和休养生息。

长征期间三大红军主力相继会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。1935年10月19日，在陕西吴起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，红十五军团后来并入了红一方面军。1936年7月1日，在四川甘孜二、四方面军会师。还有两次著名的会师，1936年10月9日，在甘肃会宁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，10月22日在宁夏的将台堡红一、二方面军会师。至此，长征结束。

第五个原因，蒋介石策略的失误和国民党营垒内部的派系斗争。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朱毛，不会放过一个红军将士。然而他太精明了，他算盘打得太多，希望借刀杀人，在追缴红军的同时，顺便解决不听话的地方军阀。蒋石的指挥失灵，经常越级指挥。这些都为红军突破提供了机会。

最开始破裂的是国民党广东军阀“南天王”陈济棠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后期，蒋介石把军队从北、西、东都往南压，在陈济棠看来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，所以主动与红军进行谈判，伸出了橄榄枝，当然红军是求之不得。何长工等人与陈济棠部下达成五项协议，其中一条“相互借道40华里”。桂系提出，不拦头、不斩腰、只击尾，当时各派军阀心照不宣，他们的政策是送客式的追击，敲梆式的防堵。

第六个原因也是深层次的原因，就是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领导体制的构建及其卓越领导。

（1）实现了黎平转兵，红军长征进入一个新的起点。出发时，毛泽东和张闻天、王稼祥在一起行军，争取到了两人的支持。1934年12月12日，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召开会议，毛泽东打破了自中央苏区后期被剥夺军权的靠边站的这种沉默，提出不能再按原定计划到湘西去与二、六军团会合了，要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。李德非常生气，愤然立场，最后周恩来主持会议，并支持的毛泽东的主张。

1934年12月18日，部队来到了黎平，在这途中一直在争吵，这次会议李德由于生病没有参加，这次会议上仍然争论很激烈。据周恩来回忆，他说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，渡乌江北上。后来周恩来把会议决议给李德，李德非常生气，怎么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就擅自改变行军的方向。两人为此争吵起来，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这次发了脾气，此后对李德彻底丧失信任。

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，在贵州的猴场召开会议，这次会议的决议中有这么一句话，“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，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”。实际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，以后的行军作战要集体领导。

可以说，没有长征初期的这三次会议的胜利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绝对不可能的。1935年1月7日，红军占领遵义，在遵义城呆了十二天时间，有了安定的环境，这样遵义会议召开水到渠成。

（2）召开遵义会议开始了长征胜利和党的历史伟大转折。参加遵义会议的有20人，毛泽东等六位政治局委员，王稼祥等四位候补委员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，经过毛泽东争取参会的刘伯承等各军团负责人，还有李德及他的秘书伍修权。

陈云在一次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中这样说到，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和毛王的提纲和意见。也就是毛泽东这边有四票，周恩来、张闻天、毛泽东、王稼祥。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凯丰同志不同意毛、张、王的意见，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。也就是这边有三票，博古、凯丰和李德。是简单的4：3吗？不是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这边以绝对性的票数压倒博古这边。

遵义会议之后，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层。这时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，军内的负责人周恩来，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，协助周恩来指挥的军事。毛泽东在这时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，但是它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，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，已经使它在实际上处于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。

（3）粉碎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，维护了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。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之后，张国焘问周恩来，中央红军现在有多少人呢？周恩来说三万多人。后来周恩来回忆，说留了一个心眼儿，事实上不到两万人。但张国焘还是非常吃惊，认为中央红军应该有十万人。这时的张国焘心态发生了变化，伸手向中央要权，分明是想枪指挥党。

在两河口会议上，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，但是他并不满足，他列了一个名单，即四方面军进入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军委的名单。后经商量，周恩来让出了自己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，张勉强满足。

这时红一、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，朱德等人和四方面军张国焘部队是左路军，徐向前、陈昌浩等人和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主力在一起右路军，同时北上。这时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以种种理由坚持南下，同时向北上右路军的陈昌浩发电，这份电报就是著名的1935年9月9日的密电。这份密电的内容后来毛泽东回忆，“南下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当晚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撤离，右路军又一分为二。原四方面军的部队第二次过草地，与张国焘的部队会合。

1935年10月5日，张国焘在桌木雕召开会议，另立“中央”，自任“临时中央”主席，并宣布开除毛、张、朱的党籍。这是中共、红军历史上的一次严重事件，此前党内也有过矛盾和纠纷，但主要是口诛笔伐，在报纸上发发争论，写写文章而已。这一次很严重，张国焘不仅掌握了武装，而且他的武装要远远大于中央红军。假如处理不好的话，有可能会亡党、亡军。

张国焘坚持南下，因为他开始取得了一些小胜利，所以才如此嚣张。然而百丈关一仗，四方面军损失一万余人，此后南下由进攻转为防御。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，南下根本没有前途。后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等人的努力下，张国焘在1936年6月6日，他被迫取消另立中央。

（4）确立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。1935年9月18日，红军到哈达铺，从国民党的份报纸中，获得一个重要消息，陕北有咱们的红军。在榜罗镇召开会议，落脚陕北。1935年12月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，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在此期间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等人密切合作，共同领导红军渡过一个个难关。

四、长征精神永放光芒

习总书记在2013年指出，“实现中国梦，必须弘扬中国精神”。可见，井冈山精神、苏区精神、长征精神等，正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辉体现，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。

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有五个方面：第一，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，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。第二，为了救国救民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。是什么让广大红军将士坚持到最后呢？答案就是信仰的力量，正所谓革命理想高于天。长征结束之后，毛泽东说了一句话，“凡不是党员者，一律入党”。有不少人还不是党员，或者由于种种原因脱党，被开除出党。但是经过了长征，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。经过长征的这些红军将士不是一般人，他们有铁一般的信仰、铁一般的信念、铁一般的纪律、铁一般的担当。第三，坚持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。第四，顾全大局，严守纪律，紧密团结的精神。顾全大局在长征期间非常的明显。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，长征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，红军既要对付国民党的围追堵截，既要求生存，又要不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将抗日这份民族大义，这份大旗扛在自己的肩上。以党内大义为重，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，毛泽东、朱德、贺龙、张浩等人，都对他耐心劝说，对他极力争取，没有把他逼得无路可退，这才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，才有了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。第五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长征精神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，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，是我们党之魂、军之魂、民族之魂，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和凸现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不竭动力，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资源。

2016年7月18日，习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，“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，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，传承好、弘扬好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”。的确，每代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使命，新长征永远在路上，长征精神永放光芒！（作者系中国井岗山干部学院副教授）